1.民众不是傻瓜,他们只能被暂时愚弄,却不能被永久蒙蔽。所谓“断开网线”才能改变命运的说法,只能暴露出对网络民智的恐惧和敌意。
2.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时代,公知的地位受损是合乎逻辑的。其原因是:第一,公知和伪公知彼此混杂,令人雌雄难辨;第二,即便是真公知,也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,丧失独立立场,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;第三,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中,公知的群体往往会成为被批评和鄙夷的对象;第四,公知是寻常人,而并非圣贤,公知也会犯错,有时甚至犯低级错误,这种错误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,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
3.在“一切都在变坏”的时代,面对生存环境的“总体性危机”,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,为存在的焦虑所困,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。
4.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,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,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。民族愤青是最缺乏文化安全感的群体。
5.在当下的文化阐释风潮里,易中天似乎更注重说书的独特性,而于丹则更注重上镜的表演性。为了赢得普遍的掌声,于丹正在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。
6.诗歌也许会消亡,但是诗意却将在人间长存。
7.不存在所谓先锋的“可持续性发展”。只有伟大的先锋,却没有永恒的先锋。对于个人,只要曾经先锋过,这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。先锋是一种伟大的品质,但没有人能永远(毕生)占有这个头衔。
8.中国教育的关键问题,首先是弄错了教育目标:它要培养的究竟是顺从的小乖,还是独立、完整、健康的人格?其次是弄错了培养手段:它要用“应试教育”来培养听命于“标准答案”的傻瓜,还是要通过质疑、挑战和批判性思维来塑造创造性人才?
9.重塑中国文化精神,必须厘清中国文化起源,而文化起源的追溯,则必须从上古神话开始。
10.大多数日常消费品仍处于低级模仿阶段,文化消费品更是如此,我们至今还滞留在向世界推销“”的原始阶段。文化批评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,它需要专业技术和技巧。在这个意义上,文化批评家就是文化行业的鉴定师,其工作范围是对各种文化事件和“产品”做出准确的研判。
11.我内心有一个乌托邦梦想,即人类是一体化的,它拥有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世宗教,有一个共同的最高神,同时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,但又各自拥有自己独特而美丽的语言、风俗和艺术。正是这种乌托邦想象在推动我的写作。
12.面对腐败和不公正的现状,仇恨是可以理解的。仇恨为社会批判提供了强大能量。但仅有仇恨是远远不够的,一个精神健康的社会,应当是先生和女士的组合体。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向鲁迅学习批判精神,也要向冰心学习博爱,而在终极的意义上,爱才是支撑社会生长的伟大支柱。
13.中国作为点头文化的策源地,保留了跟“点头”语符对应的各种文化属性:奴性、附庸性、继承性、保守性、拒绝性等等,并由此构成晚期民族性格中的阴影。
14.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。它是文明的旗帜,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。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,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,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。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,任何华丽的“盛世叙事”,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。
15.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,远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重要。教养应当与独立、自由、正义、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,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。
16.“自由”是我们的基本权利,这个权利如果不被捍卫的话,任何文化先锋都是无法存在。在年轻时代,我曾经是激进的先锋,这很自然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自身的激进和前冲的色彩正在变淡,这也非常自然。如果一个人到了八十岁还很狂热,这是很可笑的。我也不能老是扛着前冲的旗帜,走到的末路,那样会累死的。
17.在先锋被市场和秩序收购的同时,先锋就退化成了一种姿态。这种姿态本身是无害的,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客厅里的消费品。
18.当下的中国文学,已经丧失了先锋性生成的基本生态,甚至连现实批判和底层关注的立场,也只有北村和阎连柯等少数几个作家在孤立地坚守。这是文学乃至整个汉语体系发生大衰退的时代。我们不幸生长在这个时代,并且注定要为它的衰败守灵。
19.言情类小说原先还崇尚式的小资笔法,现在全变成了大白话,跟《故事会》差不多,离文学越来越远。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文学,是对文学的不恭。
20.山寨文化是后威权社会的必然产物,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,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。山寨版春晚是这方面的范例。它表达了民众对央视的轻蔑和挑战,并营造着一种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。在经历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之后,这种挑战正在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常态。
21.“中国制造”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之后,继续在低档、廉价和劣质的层级徘徊,满足于没有独立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仿造,由此跌入全球经济链的最低端。我们至今还在这个炼狱里辗转挣扎。
22.山寨产品盛行的背后,潜藏着“后发国家”的历史性怨恨。
23.文学没有英雄,但却有自己的好汉。
24.中国社会的文化病态,它利用市场和广告曲诱导读者,去阅读那些没有营养甚至有毒的精神读物,而不是训练他们学习古典文本,并克服阅读障碍。这样做的结果,只能令世人与传统日益疏远,而沦为商业浅阅读的囚徒。
25.互联网只是发布平台,而不是写作圣地。
26.长篇小说的互联网写作(写一段发布一段)方式,只能令写作被读者的意志所支配,而令作者丧失主体性。而没有主体性的文学,只能加速自身衰败的进程。
27.我常犯错误,知道自己的罩门所在,而且30至40岁之后,便在经历一个缓慢的衰退和下降过程。
28.中国特色的微博,是一个功能复杂的容器,它既是批评时弊和推动进步的公共对话平台,也是公共厕所和心理治疗室,所以,大量出现“脑残”言论是正常的。
29.文学正在像蛇一样蜕变,它失去了古老的躯壳,却利用新媒体,以影视、游戏甚至短信的方式重生。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,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兴盛期之后,注定要在21世纪走向衰败。这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后果。
30.中国文学从这个文学到那个文学,又是伤痕、又是知青、又是先锋派、又是新写实,看上去很热闹,却没有完成作家的主体性人格的建构。作家不是成为政治工具,就是沦为商业门下的走狗。这种两极摇摆的现象,我称之为“跷跷板效应”。什么时候能走下跷跷板,成为真正独立的作家,中国文学就有重生的希望。
31.文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,写作过程应该是相对封闭的。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跳出这种限定性。假如你每天写一大段搁网上,然后有许多人跟帖对此说长论短,逼迫你根据众人的指点再做调整,以适应他们的口味。这种“双向写作”的结果,只能是作家丧失主体性,而沦为媚众的写作机器。
32.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愤青,他们总是会产生虚妄的强大感,却又随时可能泡沫般幻灭。
33.一大堆泡沫都浮在水面上,而有价值的,沉重的东西,它就沉在河底,你看不见它,甚至被淤泥所埋没,只有岁月让河槽干涸了,考古学家把他们发现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命运。
34.复古就是对现实的不满,任何的对于过去的回忆都是出于对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不满。“正确的”知识和观点,从来就不是学习、争论和自行分析的结果,而是至上而下强行灌输的产物。这种思想专制传统,令中国人习惯于统一的思想和声音,无法接纳多元化的意见格局,也从未学会容忍不同观点,更不懂得如何展开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理性争论。
35.政府不可能被民众骂倒,但它却会被自己的丑行所拌倒。不要埋怨公知和百姓,也不要争议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,而是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检讨,并不断矫治正在腐化的官僚政治。没有公正的行政体系和正义的文官风格,就不会有良善守法的民众。如果弄不清这个因果逻辑,就不会有清廉的政治文明,也不会有“中国梦”的兑现时刻。
36.若公众批评不能推进工作的改进,便只能令管理者的诚信/公共形象危机更加深重,这才是真正危险的“负能量”,它正在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。
37.在零度原创和普遍抄袭的年代,指望把“中国制造”置换为“中国创造”,纯属痴人说梦。